这起案件，发生在1943年，报上称作“鲜花杀人案”，其时北平已经沦陷六年多了。当时，北京火车站有个姓赵的伪警察在站上巡查，忽然看见路边有个穿大脚裤的朝鲜女人靠着一个大包坐着。
这人呢，因为生活经历不同，多半性格也会不同，喜欢和讨厌的东西也会不同。这姓赵的巡警，偏偏最讨厌的，就是朝鲜人——赵巡警本是东北人，在老家经常被当时称为“高丽棒子”的二鬼子欺负，因此待不下去跑到北京投亲当了巡警。所以看见这朝鲜女人，马上决定上去找找碴。
赵巡警拿警棍一指那大包：“这个是谁的东西?”
那朝鲜女人犹豫了一下，点点头，说是我的（当时报纸上的报道还加了一个朝鲜语的前缀，具体是什么萨可是不记得了）。
“你的？里面是什么？”
“哦，红薯……衣服……小孩子的衣服……哦，乱七八糟的东西。”
赵巡警拿警棍捅了捅那大包，觉得沉甸甸的，不像衣服，于是下令开包检查。
朝鲜女人不干，说没有什么正经东西，不用检查。
这时候车站的日本宪兵就过来了。那时候中国人在自己国家算三等公民，比早沦为殖民地的朝鲜人还低一等。那朝鲜人看到日本宪兵立刻一通唧唧咕咕，看样子是没说赵巡警好话，于是“太君”上来冲着赵巡警就“三宾（耳光）的给”。
这赵巡警也是个犟脾气，挨了打却不服气。他琢磨，这朝鲜女人带这样重的东西，一定有问题，估摸着是倒腾大米的——在当时日本禁止民间食用大米，但颇有人铤而走险走私。
所以他就和那日本宪兵吵吵起来了。吵闹惊动了周围的中国伪警察和老百姓，转眼间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赵巡警看来的人多，更是坚持非要开包检查不可。吵闹声也惊动了车站的日本站长，过来一看，也同意开包检查。
那朝鲜女人没办法，只好摸索着把那大包打开，接着就是一声惊叫。赵巡警扒拉开她往包里一看，也差一点儿没当场叫出来——原来包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走私大米，而是一具被裹在一大卷黄油布中的、切成碎块的女尸！
围观的人四散奔逃，最先反应过来的倒是那日本宪兵，一来凶蛮成性，二来觉得让那朝鲜女人骗了面子上挂不住，一把抄起那个软瘫了的朝鲜女人，抡起带着鞘的军刀没头没脑地乱打起来。
接下来的事情热闹了。这事儿本来不归宪兵管，但是日本宪兵不管那套，一个电话叫来辆闷子车，把那三魂吓掉了两魂的朝鲜女人往车上一扔，直接送宪兵队过堂去了。
剩下车站上的人看着那一大口袋肉块目瞪口呆。“太君”把活的嫌疑犯带走了，伪警察只能处理死的呗，可怎么处理好呢？末了有人想出了主意：送协和医院，先让他们给拼起来，他们有冷库，冻上给存起来。那时候伪警察好像还没有法医，只好让医院的活人大夫充数。
就这样一车把尸体碎块都拉去了协和，吓跑了不少患者，还占了医院最大的一个冰柜。
不过协和的大夫确实厉害，喷了不少福尔马林液防腐以后，大夫们七手八脚，居然把这女尸基本给还原了。
死者年龄在20余岁，身材娇小，面部已被剁烂，没有衣服首饰……
也就在这时候，日本宪兵队来人了，说这案子，就交给你们中国警察了，早点儿破案，呦西？
嗯，犯人不是让你们带去了吗？我们还怎么破案呢？
日本宪兵一声苦笑，只好把审问结果说了。
要说日本宪兵，审李玉和是没多少办法，对付这个敢欺骗自己的朝鲜女人却绰绰有余。据说是认为遭到欺骗的日本宪兵恼羞成怒，一上来就动用了酷刑，那朝鲜女人当场被打晕过去，醒来一个劲儿地求饶，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思。
不过，她招供出来的首尾，却让以为顺手破了个大案子的日本宪兵哭笑不得。
按照这朝鲜女人的说法，自己真是比窦娥还冤。她根本就不知道这包儿是谁的。
那她干嘛跟赵巡警说这是她的呢？
纯粹是因为贪小便宜。话说这朝鲜女人要坐车出关，坐在候车室等车的时候，看见这个挺新的包孤零零放在个长凳上。半天没人管，这朝鲜女人也算走南闯北，见识颇广，她的想法和赵巡警差不多，心想会不会是哪个老客倒腾大米，碰上日本人检查给吓跑了扔下的？要这样自己可算发笔小财。
又过了半天，还是没人管，这有心的朝鲜女人上去提了提，觉得这包挺沉，足有一百来斤——那是，一个人的份量呢，可不得百来斤？按按，觉得包里软软的，不像大米。莫非是碰上了走私牛肉的？那这笔小财更发得欢了。朝鲜女人暗自得意，拿出汉江人吃苦耐劳的精神来，一较劲把这包顶脑袋上了，“刷刷刷”小碎步一踱，就奔了月台。
问题是永定门火车站修得有问题，从候车室到站台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汉江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毕竟也是有限度的，走了一段，这一百来斤压下来，朝鲜女人不得不停下来歇歇，这一歇，正好碰上了一根筋的赵巡警。
说是这么说，问题是她说的是真的吗？在有些案子上，宪兵队的口供之不可靠，也快赶上大清太医院的汤药和翰林院的文书了。比如，当年孙道临也让日本宪兵队抓过，这位未来影帝面不改色，拿出功夫来一通忽悠，把日本宪兵唬得一愣一愣的，最后以其“幼稚”、“无知”释放了事。日本人最后也没闹明白这个娃娃脸的“小”大学生其实是抗战前就入了党的“老”共产党。
这朝鲜女人可不是共产党，既没有孙道临的本事，也没有江姐的骨气，一看见五颜六色的刑具早就吓颓了。偏偏这日本宪兵因为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了面子，恼羞成怒，专挑狠的往上招呼，真真是杀鸡用了牛刀。
哭爹叫娘的朝鲜女人不但马上供了，而且怎么审，口供都没出入。最后日本宪兵队的“砖家”也认为她说的是实话。
这下子日本宪兵可坐蜡了——按分工，日本宪兵本来的任务是和抗日组织进行较量，根本不应该去管刑事案件，把这朝鲜女人抓来，一是日本宪兵觉得丢了面子想报复，无法无天；二来也未尝没有轻易顺手破一起碎尸案、表示一下“皇军”很有本领的意思。现在怎么办呢？让宪兵队去破碎尸案？这不跟让猪上树一样吗？他们根本不会这个啊！
想来想去日本宪兵决定还是把球踢给伪警察吧，就此撂手不管了。
这下子，真成了无头案。
北平的伪警察倒是有一定侦破能力。这些伪警察多是留用的宋哲元时代北平市府所用人员，民国初期北平是“首都”，警察建设还是下了些功夫的。抗战北平沦陷的时候，警察跑了不少，但也有一些留了下来，大多如同《四世同堂》中的白巡长，或者《我这一辈子》里的老警察一样，为了饭碗混日子，不过这些人破案的本事还是有的。
这一次，对发现的碎尸拼合后检查的结果，发现这个被害者曾经患过性病。由此，推断这个被害者可能做过妓女。
事实上，这还真是一个准确的推断。
这遇害者的确曾经当过妓女，艺名“鲜花”。她的死，还是一件颇为离奇和令人慨叹的事情。
根据破案后记者的报道，这鲜花早年是从南方被卖到北平来的，颇有姿色和教养，在妓院里是“校书”一级的高级妓女。她虽然沦落风尘，却是个要强的人，多次对姐妹表示希望能够从良好好建立一个家庭。当时北平妓院对付这种三心二意的摇钱树，常采用引诱其抽大烟的方法，使其无法摆脱风尘生涯，而鲜花抵死不从，并悄悄有所积蓄。妓院的妈妈桑指使手下盗走其积蓄。鲜花走投无路，试图自杀，却被一个姓刘的客人所救。这姓刘的客人甚是仗义，听说鲜花的遭遇，慨然拿出钱来，当场为其赎身。
这刘某其实也有些来历，他是东北本溪人，早年参加过义勇军。义勇军失败后流落关内，日军占领北平后，刘生活无着，依靠胆量大有人脉做上了地下鸦片生意并就此发财。刘赎出鲜花的时候还是单身，索性娶其为妻。鲜花对刘某自然感激不尽，粉身以报，她擅长女红，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刘某年纪大了，对年轻妻子甚是疼爱，尽管在沦陷之下，日子过得倒也有声有色。
不过，过了两年，刘某却忽然又带回来一个女人。
说来刘某倒也算不上负心薄幸，他是做生意做到了堂子里，恰好遇上一个叫秀贞的妓女，因为是被拐卖来的不愿意接客，被妈妈桑痛打。刘某觉得秀贞可怜，于是又拿钱把她赎了出来。当时并无重婚罪一说，刘某赎了秀贞，自然是将其作妾，一妻一妾，也是齐人之福了。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鲜花对此事的反应极为强烈，每日大吵大骂，要赶秀贞出门。当时南北交通断绝，秀贞举目无亲，只能以泪洗面。刘某看她可怜，不免多有包庇，鲜花就越发地怒不可遏，经常与刘某发生口角。
现在看来，这不过是鲜花对于好不容易得到的美好生活过于在意，深恐失去，也不肯与人分享罢了。
但是，不料有一天争吵中，鲜花骂道：“不要以为我会怕你，大不了一拍两散，把你做鸦片生意的事情告到日本人那儿去……”
这一来，顿时让刘某胆战心惊。当时日本人一面自己大肆贩卖毒品，一面却又对地下毒品处置极狠。如果鲜花真的去出首，对刘某是要命的事情！
鲜花只看到了刘某对她和顺的一面，却忘了他本来是江湖中的狠角色，这一句话铸成了大错。
思前想后的刘某忽然发现，鲜花对他的事情知道得已经太多了。如果是一般夫妻，估计即便如此，也要想想别的办法，但刘某却是个江湖人，江湖人做事有自己的规矩，他当即决定杀人灭口。
刘某找到秀贞，问她愿意和自己做露水夫妻呢，还是长久夫妻呢？秀贞当然表示受刘赎身之恩，要当长久夫妻。那么，刘某表示你报恩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做长久夫妻就得做了鲜花。如此如此，你照我安排的做。
秀贞被吓得很厉害，但是无路可走，于是备酒请鲜花来吃，说自己决定离去。听到这个消息，鲜花转怒为喜，席间与秀贞相谈甚欢，并愿姐妹互称，说起秀贞的遭遇也很是同情，不能让她留下，鲜花也颇有歉意。这样一来，秀贞变得动摇起来，但想到自己的前途和刘某的恩义，还是咬着牙给鲜花的酒中下了迷药，并在房间里按照刘某的要求铺了一张不渗水的黄油布。等鲜花进入昏迷状态，刘某出现了……
下手之后，刘某将鲜花的面部剁烂，尸体肢解成碎块，用黄油布包裹装入口袋，带到火车站。本来他想把尸体放上火车，那样就很难追查了。但是，在火车站刘某如惊弓之鸟，不敢多留，最终选择将尸袋丢在了候车室。
案子破了以后，秀贞虽然没有被判重刑，但人已经疯了。
写下这个案子，萨也忍不住叹口气——这案子里，最初都不是坏人，那么，到底有谁是做错了呢？
言归正传，这案子到底是怎么破的呢？
原来，是有个侦探对那块黄油布进行了详细地检查。他发现，在黄油布的一角，有一处用白矾所写的模糊字迹，辨认下来，正是“钟秀贞”这三个字。警察马上让人在全市寻找名为“钟秀贞”的妓女。
问题是，谁会用白矾在这儿写下这个名字呢？
杀人还要留下自己的名字，除了武二爷血溅鸳鸯楼，搁谁也不会这么干。
后来才查明，这个名字，好像是卖黄油布的商店老板写下的。秀贞买黄油布的时候店里没货，约好了两天以后来拿。那老板进货以后在布上用白矾写了主顾的名字，省得弄错，结果却成了破案的线索。
当时北平的户口管理已经颇有章法，很快查出两个叫“钟秀贞”的妓女。一个是独门独院自己做生意的，查过之后不像是作案的；另一个，就是这个刚被赎身不久的秀贞了。案子，就此破获。
老宋对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下过一番苦功夫，所以自然是知道这个案子的。不过，最让人称奇的倒是这两个杀人犯的结局。秀贞也罢了，按说，刘某杀人加卖鸦片，怎么都是个死罪，但这个死罪就是判不下来，愣是有人一直疏通着不让快判。
是谁呢？
就是北平各大报的记者们。当时日伪横行，报纸的时事新闻很不好做。吹捧日本人的，一来老百姓不爱看，二来槐树岭上的皇军都到村儿里要饭了，怎么看怎么要玩儿完。记者们都是脑筋好使的家伙，照嘎子的话说，别看现在蹦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可是，抗日的内容大多数记者也不敢写。搁现在网上招惹了某些不识人间烟火的朋友，不过是上纲上线给你讲课，最多是把你弄烦了不想上网，正好多陪陪老婆孩子。可沦陷时代要招惹了皇军，喝辣椒水坐老虎凳乃至顺手活埋了你都是有的。结果就是“鲜花谋杀案”一类的题材最受老记们的欢迎。这种题材又能吸引读者又不犯忌讳。北平的各报都把这个案子做了专题，连篇累牍地报道，其中不免夸张放大，旁征博引，只把个刘某写得如同混世魔王，秀贞仿佛红线女，而鲜花犹如贞子提前出世……
既然如此，怎么能让法官轻易就结案呢？那不是砸几十家报馆朋友的饭碗吗？就这样，软硬兼施，无论如何记者朋友们也不能让刘某就这么给判了。
结果，这起案子从1943年一直审到1945年，不知道的还以为案情多么复杂，却不知刘某养活了一帮衣冠楚楚的老记跟他们后边的老婆孩儿、保姆“二奶”。
到1945年，实在没的可拖只好判了。最后刘某判死刑，秀贞判无期。按说记者们撑到这会儿也够意思了，再说，给刘某行奉安大典起码也能报道个十天半个月吧？
不过，这回记者们比较遗憾——刘某没给他们这个机会，因为——日本投降了。
在日本投降以后的混乱中，刘某和大量犯人一起从监狱中脱身，曾就食于老乡家，并说要回本溪老家，从此不知所踪。考虑到解放后大量有历史问题的专业人士都被挖了出来而刘某再无消息，这个人不是已经死在此后的战乱中，就是太狡猾了，连新中国公安都挖不出来他。以此人的经历看，后者的可能性并不低。
1937年3月至5月《大公报》等各大媒体针对刘宅惨案的系列报道，刘纪超即刘立远。
身为官员，政途上再风光得意，如果后院起火也会令世人嘘唏，令社会惊叹，严重者甚至影响仕途。70多年前的湖南长沙，一位官员的家务事就曾闹出了四条人命，一时间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引得媒体竞相持续追踪报道。
这起“最惨凶杀案”起因于湖南省前公路局局长刘岳厚家妻妾不合，正妻的两位儿子便计划谋害小老婆，持枪击毙其家中四口人。而刘岳厚在案发后接受《大公报》采访时声称“我生平极力反对娶妾”。
案发两男子持枪闯刘宅，四人当场毙命凶手系刘宅男主人之子刘立重、刘立远兄弟二人
1937年3月21日清晨6时许，正值春分时节，此时天还未大亮，大户人家的主人还在留恋被窝的温暖，车夫、杂役、厨子等仆人则已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长沙南城外麻园塘二号刘宅的女主人王政德还在睡梦中，忽然被一阵急骤的叩门声惊醒，想必是车夫买菜回来了，连唤女工杨李氏前往开门。
“砰!”门刚打开，就听到一声枪响。王政德一惊，从被窝探头望出去，只见两个青年男子持小手枪，一脸戾气地冲进来，不问青红皂白，便给开门的女工杨李氏迎面一枪，杨李氏应声倒地。王政德知事不妙，从后楼平台侧翻墙逃至隔壁鲁家。两男子冲进宅内，逢人射击，王政德的哥哥王荣亭、乳娘陈张氏、乳娘丈夫陈永年纷纷中枪。男子发觉王政德已逃遁，立即跟着翻墙追击。
当时的长沙城并不太平，一大清早的连续枪声让值班岗警立即进入高度戒备，麻园塘附近的居民也都被惊醒，以为匪犯来侵，纷纷向刘宅聚拢包围。肇事中一男子见情势紧迫，挟枪逃跑，另一男子则被当场捕获(现场并捡获子弹壳四枚、铁钩一双)，押解至南五分所究办。
次日的《湖南通俗日报》就以《麻园塘发生凶杀惨案》为题报道了这起案件。报道称：“警备司令胡范苏氏闻讯，就派范副官(裕厚)、刘特务队长(振荣)、黄法官(宗谷)前往查勘，地方法院也派检查官莅场检验。验得王荣廷(亭)、陈九言(永年)、陈张氏、杨李氏，被枪杀毙命是实，后情如何，容探续志。”
后据报告称，省会警察二局奉命派赴南城外麻园塘二号查勘刘宅惨案，由徐副官一行，彭特务员楚琪，率特务排兵士四名，同时赶往刘宅。现场发现已死王荣亭(主妇之兄，36岁)、杨李氏(老女工，50岁)、陈永年(陈张氏之夫，24岁)等三名口尸身，僵卧该宅庭前各处。已死陈张氏(乳娘，20岁)尸身僵卧堂屋后右耳房内，均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验其致死原因，均为中弹毙命。
凶手中有一人被捕，案情的进展自然就很快。在胡警备司令训令中记录：“本市南门外麻园塘第二号刘宅，于本日午前六时左右，发生最惨凶杀案，杀毙男女共四口。凶手系刘某之子刘立重、刘立远兄弟二人，除刘立远一名当场被捕已押警察局外，刘立重一名，携带手枪一支在逃，着即一律协缉凶犯刘立重，务获解究为要。”
刘宅惨案，省会警察二局岗警史季超因缉凶得力，当时获赏银洋30元。但是，大家更关心的是，刘立重、刘立远两兄弟与麻园塘二号刘宅主人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何会上门血洗宅院，非要置女主人于死地?这刘某又是谁?
真相妻妾不合，正妻儿子枪袭小老婆
早在三年前，刘立重就曾持手枪往刺王政德未遂
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原来，刘某是湖南省前公路局局长刘岳厚，也是麻园塘二号刘宅的男主人。
家贼难防，孽子罪重。对簿公堂之时，刘岳厚大义灭亲，亲自状诉两名儿子的罪行。但坊间谈论起此事，更乐意把它说成一件桃色事件：局长大人享齐人之福，势必要付出代价。
原来这刘岳厚有家眷两房，王政德是其妾室，和刘相随已十一年，并生有子女四人。而刘岳厚的发妻刘朱氏则住下胡家花园六号(今蔡锷北路)，生有二子，长子名刘立重，北平大学毕业，次子刘立远，在长沙市某校读书。
调查麻园塘枪击案的南四分所警长甘斌在询问中得知，刘岳厚一家妻妾极不和，时常发生闹殴，于是积仇甚深，其妻恨妾切齿。早在三年前，刘立重就曾持手枪刺杀王政德，被王荣亭将枪夺获。刘岳厚急将其子送惩，经王政德再三婉劝，并将枪交还刘立重，此事暂且停息。
自此，王政德也对正妻一家提高了警惕，麻园塘二号宅院每夜门窗锁闭，非自己人不轻易开门。
然而妻妾矛盾岂是那么容易化解?刘立重、刘立远兄弟二人对王政德的恨意早已入骨，非除去她不可。据23岁的刘立远供词称，自己“住水风井六号，此次从北平同友人洛阳春回省，宿于车站一小旅社，因被姨母王政德欺侮，积压在心，便要劝其姨母离省”。但事实是，3月21日午前六时许，刘立重、立远兄弟由北平潜回长沙，各持小手枪一支，并铁钩、铁斧、绳索等件，由胡家花园奔至麻园塘二号，意图凶杀该宅主人等。
兄弟二人早已知道王政德必锁闭门窗，计划如不得门而入，就将沿墙入室，以达到目的。没想到刚到门口，就看到刘宅车夫张云庭开门外出买菜，刘立重见景生情，遂冒充张车夫买菜归来，竟将大门撞开。进屋后逢人射击，共放四枪，将王荣亭等四人先后枪毙倒地。刘立远当场被捕，刘立重则携枪潜逃。
审判刘立远被判死刑
刘立远想一人独自承揽罪名，其妹掩袖痛哭
麻园塘枪击案发后，3月27日经地方法院贺首席检察官亲自开庭侦查审讯，票传王政德并提同凶到庭，刘妾王氏和鲁家的工人张云峰到院，并提同凶犯刘立远开庭侦查。对于家庭有积怨的事实与惨案的经过，询问很久。刘立远最初供称是王政德持手枪射击，自己出于自卫夺枪而引发的惨案，但通过验证死者枪伤后判定，子弹并非王政德的驳壳手枪，而是伤自曲尺手枪，辩护无效。
该案经地方法院检察官廖允祚侦查终，提起公诉，认定凶手刘立重、刘立远兄弟，应从重处治。后来，刘立远对这次惨案供认不讳，但想一人独自承揽罪名，坚称哥哥刘立重并未在场。然而目击证人众多，刘岳厚本人也状述孽子立重、立远闯入王政德宅携带手枪，枪杀四人。兄弟二人共同杀人及杀人未遂事实，已甚明显。
5月1日，刘宅惨案公开宣判，刘立远被判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六子连手枪一支、实弹一粒、废弹一粒，弹壳三枚没收。”刘立远听到宣判结果时神情淡定，但他的妹妹倒是因手足情深，掩袖痛哭不止。
轰动一时的刘宅惨案到此似乎终结。但此案宣判时为1937年的5月1日。此时，中国抗日战火硝烟正在弥漫。当7月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日开始。据《湖南省志第十卷交通志公路》记载，为支援前线运输，政府向各省征调汽车，湖南公路局奉命抽调汽车78辆，应征参加前线运输。其中派往前线的人员中赫然出现了“刘立远”。隔着历史的尘埃，我们不能确认这个人与麻园塘案件凶犯是否同一个人，就如案件宣判后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其人其事
湖南前公路局局长“生平极力反对娶妾”
与这起凶杀案相牵扯的刘岳厚到底是何人?
查档案得知，刘岳厚(1892一1970)字子奇，醴陵市人，早年就读于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湖南大学前身)土木工程科，毕业后任长郡联立中学教员、湖南省营产清理处科长，经管过拆除长沙城墙的工程。之后，刘岳厚历任湖南省公路局工程师、总工程师。1929年春，任湖南公路局局长，在职7年，修筑公司，整顿路政，颇有成效。
案发后，《大公报》记者采访到刘岳厚，刘云：“我生平极力反对娶妾，且有子有女，其所以娶此妾者，盖此妾帮助我事业不少。”
1937年的刘岳厚，对国家前途未知，对自身前途迷惑，年逾不惑之年的他本已苦闷不已。而春分这场家变惨案，两个儿子持枪行凶的行为更让刘岳厚急愤难当，一时就病倒了，卧床不起。
线索指向车夫图财害命
1947年10月30日，《天津民国日报》登出了一则寻人启示：
寻人：李董玉贞，年35岁（系已故董师长政国之长女），于36年10月25日下午5时，由十区大理53号乘三轮车外出至今未回，遍找无踪，如有知其下落者请赐信，备有重谢，绝不失言。李允之谨启。
住址：第十区大理道53号，或用电话通知三局四四四零。
见此寻人启示，认识李允之和董玉贞的人边猜测边议论，因为他们知道董玉贞为名门之女、李允之的阔太太；李允之（名李宝）是天津中天电机厂副经理，是家住小洋楼、出门坐汽车的阔主，另外，还养了一房姨太太，那姨太太名叫施美丽，是个中德混血儿。有的人干脆就找到李宝的家，以求弄个究竟。等到了大理道53号，却见警察已到了李家了解情况了。原来董玉贞的妹妹董玉芝已向天津警察局报案。
李宝向警方讲述了董玉贞失踪的经过：董玉贞与他们的四个孩子住在镇南道（今睦南道）22号。李宝与施美丽住在大理道53号。日前，李曾经施买了一件大衣，董得知后，于24日将李叫回家中，向他也索要一件大衣，李当即答应。晚上，李又请董玉贞、四个孩子和董的母亲孙庆勋到中原酒楼吃饭。席间，李答应明日一早陪董到天祥商场去购买呢子大衣。饭后，李又回到镇南道与孩子们嬉闹到午夜时分，才驱车回大理道。
心急的董玉贞早9时即来到大理道，因李宝与施美丽“结婚”后的两年中，董玉贞少有几次至此，所以，他们俩款待得格外殷勤，还令仆人打电话通知起士林送来一桌西餐和两瓶洋酒。所以，午饭后，他们三人都感觉有些头晕，遂在卧室睡了一个午觉。醒来时，已近下午5时，李对董说：“晚上，我还有应酬，不能陪你买大衣了。”董说：“你把钱给我，我改日自己去买。”
李给了董1300元美金，并想用车送她回家，董说还要去一个朋友家，就坐三轮车走了。李还推测说：“我想，她准是在三轮车上露了白，车夫抢去了美金，对玉贞下了毒手。那车夫穿了一身粗布蓝衣、脚下穿黑布鞋，30岁左右，身材很魁梧，模样没有看清。”他最后顿足捶胸地说：“我要是用车送她回家就好了，就不会发生意外了，我真后悔呀!”
警方又询问了李宝的仆人张俊、张鸣有和刘王氏。他们说：“五奶奶（即玉贞，因李宝在家排行老五）什么时候来的我们不知道，后来五斧让我们通知起士林送饭时，才知道五奶奶来了，进屋送饭时，见五奶奶正坐在餐桌前，还说她已经饿极了。下午5时许，我们听见五斧在大门口送五奶奶走的声音，知道五奶奶走了，谁知这一去竟没了消息。”
警方又询问李宝，为何董玉贞来此，竟无一人知晓?李宝说他听玉贞说，她来得太早，在门外听听没有动静，就绕过房门，从汽车房进院，径直到的卧室，此时仆人还没起，当然不知道了。
临走时，李宝塞给警察一叠钱说：“请你们一定把那图财害命的车夫找到，我一定重金酬谢。”
警方随后又来到镇南道22号，询问了孙庆勋老人。老人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叙说道：
“玉贞出事的头天，姑爷回家请我们到酒楼吃饭，玉贞说要买一件大衣，姑爷说明天跟她一块去买。吃完饭，回到家，他们一家子又玩又闹，很开心。后来，我就睡了。我以为姑斧住下了，一大早玉贞过来告诉我，她要去大理道，我才知道姑爷昨晚回去了。我嘱咐玉贞多穿件衣服，她就走了。到掌灯的时候，见玉贞还没回来，我就着急了，打发佣人老崔去大理道看看。一会儿，老崔回来说，玉贞5点钟就回来了，我就更着急了。正这时候，姑爷来了，说玉贞坐三轮车去朋友家了，让我放心。他坐了一会儿，说还有事就开车回去了。我一直等到天亮，也没见人回来。一大早，我就叫佣人到曹府找玉芝。玉芝随佣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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