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俸·索“敬”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历朝皇帝为了笼络和网罗天下士人，根据官吏职位的高低付与薪水，古称“俸禄”。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井田制的崩溃，奴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食邑制遭到破坏。当时的国君为了调动官吏的积极性，促其为王室效劳，“制为禄位以劝其从”。按官位高低，由政府发给俸禄，以勉励官吏继续听从国王的教诲，并为他效力。这样，世袭的食邑制便逐渐被以谷粟作为俸禄的制度代替了。因为当时的“士”大多贫困，取禄以代其耕，所以叫“食俸”。这样，各级官吏与国君之间成“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雇佣关系，俸禄成了官吏们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职位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俸禄的多少，大小官吏都只有努力工作得到升迁才能提高俸禄。可见此制有利于鼓励官吏积极奋进，为国效力。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看不起劳动人民，教导弟子要好好学习，将来去做官挣俸禄，“君子谋道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矣”（《孟子》）。同时，食俸制只给谷米，不给土地。官吏完全受制于国君，再也无力与中央分庭抗礼。官与禄紧密结合，丢掉了官职就一无所有，便于国君对官吏进行管理，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

春秋时不同官职得禄多少没有具体规定，俸禄制还处于萌芽状态。秦汉时期才明确规定按品级不同发与俸禄，称为“秩禄制”。“秩”即品级。各朝的秩禄规定各不相同。汉代最高官秩“万石”可以实得粟禄二千多石，而唐代的正一品京官年俸才七百石。不过，唐朝的官员并不比汉代的穷。因为唐代除年俸以外，每月还有现钱收入（“月俸”）和一定数量的津贴（“料钱”），另外还有部分田产，生活待遇相当高。俸禄最为低廉的要数明朝。明朝正一品官员全年收人才五十千钱，而唐代正一品官仅月俸、料钱就有二十四千钱，无怪《明史》中慨叹：“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

俸禄的发给不仅各朝相异，就是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也不一样。这大多是随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而更改的。汉初，由于需要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生产，故规定“量吏椽，度官用，以赋于民”的原则。然而到汉惠帝即位时，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就下诏：“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开始普遍提高官吏的工资。

古代官吏俸禄根据品级的不同而或多或少，但一般来说都是官高禄厚，官卑禄薄。尤其是宋朝高级官员的俸禄相当优厚。所以不少朝廷重臣“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裙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宋史》）。把宋代多忠臣的原因归于俸禄优厚，不免失之偏颇。但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宋代“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结构。统治者只考虑增加百官的收入，而忽视了人民的负担能力。历代学者普遍认为宋之所以亡国，也正是因为官冗费冗，百弊丛生，严重拖滞了经济的发展。

古代官僚系统是极其庞大的，每年的俸禄开支相当可观。然而国家财政收入完全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所供有限。政府不可能拿出很多钱来养活众多的官员，于是采取卑官俸薄的俸禄制。例如宋朝县尉月俸仅五贯九百五十文，当时有人戏作一诗云：“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几时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但是，“千里为官只为财”的官吏们是绝不肯委屈自己的。他们往往运用手中的特权，大肆贪污受贿，聚敛财富，真正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宋代“廪禄之制，直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宋史·职官》）。朝廷希望官员们生活好了，就不去贪污了；而贪官污吏们仍残酷地把手伸向老百姓。宋代甚至还专门发给“养廉银”，然而“良吏实寡，赇取如故”。明清时官吏们更是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搜刮百姓。俗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使是清廉的官员也要捞上成千上万的银子，至于贪官就更不用说了。清代道成年间，张集馨任陕西粮道后，一年就捞了三万两银子。京官们谈起这个肥差，都纷纷口流馋涎，喷啧称羡。

皇帝用俸禄做诱饵，企图钓尽天下人才，为专制皇权效劳。因而为人仕者大开绿灯，使得不少投机分子得以混入官场。不仅造成了官冗费冗的困难局面，而且这些人运用手中特权巧取豪夺，暴敛百姓，成为封建社会的百弊之首。无怪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引用孔子的话慨叹：“苛政猛于虎！”

外省地方官可以直接搜刮民财，勒索敲诈，往往腰缠万贯。富得流油。靠俸禄过活的京官相比之下就穷多了。清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提到京官“领俸米时，百汁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贷质”。有个翰林作诗自嘲云：“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唯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车马仆人可以不要，甚至师门的馈银也可以不交了，但每天两顿饭却不能不吃，只有典当衣物来换米下锅，可见其经济相当拮据。清代京城有个笑话说：“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翰林无车，又要摆斯文，只能缓步摇曳而行，自然会招来身后有急事要赶路的人的厌憎。

京官应酬多，开销也大。张之洞曾在一篇奏文中言道：“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按此标准，中下级京官年俸几十两的收入显然是不够用的。但如果做京官没有赚头，就没人做了。京官虽不能像外官那样直接取利于民，但他们自有生财之道。清代京官与外官之间有一种通过馈赠相交结，从而各自受益的关系，就是外官向京官馈赠银钱礼物求得京官的照应，京官则以这笔收入补充俸禄的不足，或者聚财致富。这是一种雅化了的贿赂。馈赠的名目很多，并被加上了好听的字眼：夏天送的叫冰敬，冬天送的叫炭敬，离京时送的叫别敬。少则几十两，多则成百上千两。俗话说：“朝中无人莫做官。”京官接近皇帝，有升迁大权且信息灵通。尤其是豪门大族手握重权，人际关系熟络。外官无论是想升官还是通声气、消灾避难，都有求于他们，所以纷纷与京官广为交游，深相结纳。穷京官也巴望有钱的外官前来投拜。《官场现形记》中写到有个姓周的中堂，“一直做京官，没有放过外任。一年四季，什么冰敬、炭敬、贽见、别仪，全靠这班门生故吏接济他些，以资浇裹”。

高级官员权重势大，自然是索敬大户，致富有路。中下级官吏也不甘落后，纷纷利用手中特权向外官索敬。《官场现形记》中有一段官经：“大凡在外省做督、抚的人，里头军机大臣上，如果有人关切，自然是极好的事，即使没有，什么达拉密章京——就是所称为小军机的那帮人，总得结交一两位，每年馈送些炭敬、冰敬，凡事预先关照，便有了防备。”小军机虽只是草拟文稿的助理人员，但身处政权中枢，经手的都是手谕、奏折等机要文件，因而在一般官场中人的眼里，是颇有权势的。那些腰缠万贯的地方官吏为保住乌纱帽，自然要重金收买他们做内线。还有一班御史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公然索敬。大大小小徇私枉法的地方官吏哪一个不是恶行累累？都怕哪天御史一本奏上去，罢职免官是小事，身家性命要紧。所以不惜重金“孝敬”，封住他们的嘴，以保平安。

外官馈赠的对象主要是同乡同年京官和朝中权贵，其数目多少视所赠对象的官阶高低、权力大小和交情厚薄而各有不同。索敬双方是彼此利用，相互勾结的关系，外官须求京官照应，京官则能获得一笔丰厚的敬仪。因此不少京官为了能得到银子，常常主动与外官联络或宴请外官。有的根本是素不相识，毫无瓜葛，也千方百计拉扯关系。往往一个外官进京，众京官争相邀请。搞得外官不敢进京，怕被敲竹杠。

张集馨曾背地骂京官“专以咀嚼外官为事”。的确，京官开销甚大，靠禄银度日，根本无法收支平衡。因而索敬之风盛行。古代的官场就像一个很大的贿赂市场，每日都有大量交易，许多事情是非贿不办，或明码实价，公开竞投；或偷偷摸摸，暗地成交。索敬是一种披着馈赠外衣的贿赂，尽管儒雅含蓄，但仍然掩盖不了“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的本质。

京察·大计

 “京察”和“大计”是明清时期官吏考核制度的名称。对京官的考核称作“京察”，对外省地方官吏的考核称作“大计”。一般是三年或六年一考。由皇帝任命考官分赴各地各部门对大小官吏的言行功过进行全面的考察。主要是检查有无违法乱纪或不宜留任等情况。政绩卓著的加官晋爵，以示表彰；办事不力或徇私枉法的减俸降职，甚至交司法部门问罪。

考核制度要追溯到西周时代。《尚书》载：“周制，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可见西周时就已经是三年考核一次。不过当时要经过三考也就是九年才决定升迁。真正严格意义上比较定型的考核制度是从战国时才开始建立的。当时李悝、吴起、商鞅等一批改革家登上政治舞台，大力提倡“法制”，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李悝在《法经》中公开宣布：“丞相受贿，左右伏诛；将军受贿，本人处死。”战国时各诸侯国都建立了专门考核官吏的“上计”制度年终时官吏向国君汇报工作，国君以赋税的征办为主要内容考察官吏的勤惰政绩。当时国君非常重视考核。魏国邺令西门豹第一年考核过不了关，差点被革职；第二年政绩卓著，魏文侯“迎而拜之”。秦国的考核更加严格。检查仓库，有一指宽的缝隙或三个以上的老鼠洞都要受到惩处。不过战国时主要还只是考察赋税的征收情况，算不上完备的考核制度。真正全面的系统的考核始于汉代“考课”制度。“考”是考察官吏在任职期间的各种表现，“课”是按照法令或旨意察核其所担任的：C作完成得如何。汉朝官吏每年年终都要把工作情况，包括功过得失写成“上计簿”上交中央，皇帝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对官吏每年考核一次，三年大考一次。有时被考的官吏还要参加“听证会”，回答各种提问。有些地方官员为了得到皇帝的赏识，求得升迁，而谎报成绩，欺瞒皇帝。汉宣帝曾专门为此下诏：“上汁簿”不过只是一张功过表而已，没必要弄虚作假，躲避考核。并责成御史严格检查，不要鱼目混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代不仅认真考核，奖惩兑现，而且绝不搞论资排辈。根据考核结果，官吏或升或降，习以为常。官员们都能上能下，毫不以为异。汉代著名“循吏”黄霸，从基层小吏一直做到丞相，其间三下三上，历尽坎坷。汉代这种比照考核指标逐项兑现，严格奖惩的考核制度是比较科学的，后世纷纷效仿。比如唐朝时，著名诗人韩愈、白居易、刘禹锡等任职期间都曾一度贬官，以后又被拔攫起用。就算是被称为贤相的狄仁杰、姚崇、宋璟等在职也都不到四年；在相位上几上几下的不少，但从未有人闹情绪。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王朝的官吏工作比较单一，主要是奖励农桑、征办赋税和安定社会秩序等。因而朝廷在考核官吏时主要以此为内容设定“德、才、劳效”等方面的具体标准，其指导思想是“拔擢以旌其异能，黜罢以纠其失职．序进以谨其守常”。早在秦朝时就明确规定了考课标准“五善”、“五失”。善行有五种，“五者毕至，必有大赏。…五失”有三种说法，也就是共有十五种失职行为，最严重的是“非上，身及于死”。

唐朝的考核标准更完备，制定了一整套考核赏罚标准，包括“四善二十七最”考评细则。宋朝的“四善四最”标准是在唐朝的基础上的改进，更加合理。宋太祖赵匡胤[yìn]曾“手书考绩二十纸”，并斥责“积日以取贵”，靠资历晋升的陈规，确定“公勤洁己，奉法除奸，惠爱临民者，乃可书考绩”的原则。

总之，历朝的考核标准都是以责成官吏维护封建政治经济秩序为基本精神，在于敦促各级官吏克己奉公，勤政爱民，从而使统治者的意图得到实际有效的执行。

考核制度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日趋完备，确实曾给封建政权注入过引人注目的生机。强盛的汉唐明清四朝前期，特别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以及“康乾盛世”无不与考核的认真执行有关。但是，大小官吏从来是贼心不死，寻找各种漏洞贪赃枉法，聚敛财富。

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彼此联络，互通声气．官官相护。共同致富，考核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的实行。唐太宗也十分担心地方官违法乱纪。他曾对侍臣说：“我住在深宫中，视听不能及远，只有靠都督、刺史替我管束那些地方官。”他在卧室屏风上列出姓名，把他们的功过得失记在上面，每天“坐卧恒看”，了然于心。

俗话说：“千里为官只为财。”清朝有个商人弃商从政捐了个官，皇帝问：  “既然经商也可以发财，你为什么又要当官呢？”他回答说：“经商可以获利，但总不如当官可以一本万利啊！”这种人混入官场，考核还有什么实效可言？历代大小官吏利用手中职权大肆搜刮，暴敛致富，又钻考核的空子躲避惩罚，甚至还得到了升迁。主要是因为考核尺度伸缩性很大，难以把握。考官往往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因而宽严不公，是非混淆。清代有的考官为了博宽厚之名，考核时只是象征性地处理几个，其余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定为中等。

还有个原因就是考核的随意性很大，人为因素多，全凭考官一时喜怒而定。最典型的例子是唐朝有个叫卢承庆的刑部尚书考核一个运粮官，先是“以监运损粮，考中下”；那人容色自若，一言不发。卢承庆“重其雅量”，改为“非力所及，考中中”；那人还是既不高兴，也不道谢。于是再改为“宠辱不惊，改上上”。考官以个人好恶来考核，完全脱离-考核标准，也违背了当初商鞅等人以法治国的本意。

考核失实最严重的是考官畏避权势，官官相护，或者贪污受贿，欺下瞒上。明神宗时御史出巡考察，人还未离开京城，各权势要臣就已把各自的亲戚、旧同事和老部下的姓名开成单子嘱咐照应；等到了各地，大小官吏赶忙重金贿赂，礼单堆满了公案桌。古代那些有势的官员根本不在乎考核，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有钱能使鬼推磨”。考官慑于权势，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此乃明哲保身之举。那些没权没势但有钱的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只要舍得出钱行贿，同样可以消灾避祸。清代的州县官“一闻考察将临，盛设酒席，邀求泣诉，贿之钱帛，以此多得保留”。考核的结果往往是“所劾罢者大都单寒软弱之流，而所谓大奸大恶者，或有所不敢问，或有所不能识”。即使有些挨处分的也只是“从此衙门转到别衙门”而已。

古代考核流弊如此之多，根本原因还是“官冗”。清代官场中有大量八旗子弟恩荫袭职，而不是凭才干，昏庸无能。又有不少“捐班”出身的官员是拿钱买来的官，作此投资当然是看准当官可以发大财。对他们来说考核不过一纸空文，在官一日，搜刮一天，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因而腐败之风盛行，考

核双方彼此勾结，有钱的出钱，有权的卖权，糊弄过关，“瞒上不瞒下”。连雍正帝自己也承认：各级官吏“实能办事者不过一二人，其余庸碌无能的人，偷情安闲，实属冗滥。”《官场现形记》中写慈禧太后对身边的太监说：“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所谓考核惩处贪官，无奈“前者已去，后者又来，真正能够杀一儆百吗”？可见当时贪污腐化已成为官场普遍现象，弊政百出，丑态百出，丑态万端。

考核制度作为“朝廷甄别之典”，却成为官吏钻营的良机，真是莫大的讽刺。为了防止考核作弊，历代王朝都有不少“高招”。唐代不仅将考核结果通知本人，还要公之于众，“悬于本司、本州之门三日”，接受群众的监督，透明度很高。而且允许本人申诉，以避免各种有意或过失的差错。并规定如果考核不实，考官要以渎职罪论处。这是相当开明而且严格的考核法。另外，唐代还设有监考使，由德高望重的朝臣担任，检查考核的实际情况。可见唐代对考核流弊的认识相当清醒，也非常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考核的认真推行。狄仁杰担任大理寺丞时，考核先被定为中上等，后来监考使刘仁轨知道他断案精明又神速，改定为上等。明清时期也有监考的“纠拾”、“挂察”制度。考核完毕后由御史加以复审，一旦发现考官徇私受贿，立刻当堂揭发。这是很丢脸的事，“士大夫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此举对考核的执行有一定的鞭策作用。但对于贪官污吏们来说，只不过是多了个上供的菩萨而已。康熙帝也曾发

现每次考核“一等、二等居多，岂无一才力不及不称职者”？调查之后才知道官吏钻营行贿，考官则贪赃包庇，所谓的“京察”、“大计”实际上“弊不胜言”。为杜绝后患，他下诏：“如果那些考核时被定为一等、二等的官员被发现不称职，事发之日，和同考官一起问罪。”然而贪官污吏遍地皆是，罚不及众，即使证据确凿，又能怎么样？“杀鸡给猴看”，是可以吓倒一只猴子，如果面对的是一大群猴子呢？

致仕·丁忧

占代官场上尔虞我诈，危机四伏。不少追逐名利的人陷身其中，不能自拔，连身家性命都赔了进去。但如果能幸运地杀出重围，全身而退，就可以光荣退休、衣锦还乡。古代官员的退休叫“致仕”。据何休说：“致仕，还禄位于君。”（《公羊传·宣公元年》注）可见是把国君交与的职务归还给国君而退休。与罢官不一样。《白虎通义》上明确划分两者的界限：“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贤也。”自居易就是“以刑部尚书致仕”，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退休。“致仕”又叫“乞骸骨”。这是谦词，意思是留下一把老骨头养老。楚汉战争时范增屡次劝项羽杀了刘邦，项羽反疑他有异心。范增一气之下对项羽说：“天下大事定矣，君王自为主，愿赐骸骨归卒伍。”（《史记·项羽本纪》）辞职不干了。

致仕之制始萌于商朝，《尚书》中已有关于伊尹告老退休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致仕已是普遍现象。《左传》中有个“祁奚请老”的故事。祁奚退休后，晋侯要他推荐接班人，他先推荐自己的仇敌解狐，不料解狐没上任就死了；于是他又推荐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我国古代有名的“举贤不避亲”的佳话。其他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都说明先秦的官员们勇于让贤，为后世退休开了一个好头。

官员致仕之后，朝廷一般都要发给一定的退休津贴。在汉代前期，退休津贴还没有具体的规定，由皇帝根据不同情况赐予，往往是一次性发给很高的赏赐，以示养老尊贤。如汉宣帝时，丞相韦贤70多岁请求致仕，皇帝特赐“黄金百斤”，另“赐第一区”，就是给了一所住宅。到了汉平帝时才作出统一规定：凡是年俸二干石粟以上的官员退休后，可以终身享受原俸禄三分之一的退休津贴，二千石以下的官员没有固定的退休津贴，仍由皇帝视情况不同赏赐。唐代退休官员的生活待遇比汉代更高。凡五品以上官员可终身得半禄，一些有功之臣如房玄龄、宋璟等退休后还享受全禄。另外，有不少人退休前都先升官一级，然后才俸禄减半。不过，唐代俸禄并不多，所以除了津贴之外，唐代均田制专门为退休官员设了一条规定：大小官员都要授予永业田，“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这样，官员在退休之后仍可享受这一部分田产的收入。宋代在我国古代素以官冗费冗、百弊丛生而著名，退休制度却相当严密。它明确规定“给半禄”和若干赏赐的标准，而且把凡退休者均晋升一级的做法定为定制。仅就制度而言，宋代皇帝对退休官员们可以说是优厚有加，无微不至的了。明清时期，官吏们都想当官捞钱，不愿退休。为了鼓励退休，明代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退休照领原俸，三品以下晋升一级再酌减；清代则规定世袭官员不论大小，都拿原俸，其他官员凡是到了60岁就要求退休的，可以拿一半的俸禄。各朝退休制度对政治局面的清明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官吏的队伍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更新。一方面优厚的退休津贴使得一批年老体弱的官员心甘情愿地回到家乡安度晚年；另一方面，一些年轻有为的人才得以选拔提升，建功立业。

我国古代还涌现了众多的贤臣，为了使国家官僚机制年轻化，自动退休，主动让贤，为后世树立典范，唐朝开国元勋魏 徵50多岁时就主动提出致仕，上奏皇帝说官吏应以“天下之兴衰”为己任，“非一人之穷达”。为了让有报国之志的英才都能从政，他自己带头让贤。退休之后，他仍以顾问的身份经常向唐太宗进谏，“拾遗补阙”。另一位元老李靖也随唐高祖打天下南征北讨，功高盖世，到年老时腿脚不便，64岁就请求退休。唐太宗李世民称赞他“身居富贵而能知止”，“能识大体”。李靖身为开国功臣，不惜禄位之举，被后世引为“一代楷模”。当然，像魏徵、李靖这样德高望重的权臣致仕，内中不乏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皇帝为了保持政府官吏的活力与朝气，不断的更新换代，从而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尤其是创业的马上皇帝更深深懂得官吏的年轻活力对于新政权的深远影响。被誉为我国封建社会典范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皇帝唐太宗和唐玄宗都非常重视官吏的退休问题。著名诗人贺知章以秘书监退休时，唐玄宗亲率百官为之饯行，赋诗赠别，不仅向天下人表明自己尊重有德行的老人，而且还表示鼓励其他老臣也能光荣退休。

可惜的是历朝中晚期，朋党纷争，宦官专权，法制废止，致仕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大诗人白居易在《秦中吟·不致仕》中形象地讽喻那些老官吏：“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緌（了ui），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人君门。”官吏贪恋禄位，竞相搜刮民脂民膏，想方设法躲避退休。众所周知，政局是否稳定，吏治是否清明，与致仕大有关系。官吏老化得像白居易诗中所描述的那样，还能干什么事？唐以后各朝官吏老死不退的事例不胜枚举。其中又以晚清一位95岁高龄的京官“鞠躬尽瘁”的趣事最为典型。据何刚德《春明梦录》记载，这位老臣上朝“步履稍差，每过一门，必蹲下一歇，方再行”。朝见皇帝时，“起立时一跌，几有两足朝天之势”。晚清之所以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最腐朽、最黑暗时期之一，由此可见一斑。

还要再提一下官冗费冗、机构臃肿的宋朝。宋朝的官员退休制度有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对于大批年老不能管事或因其他原因不能或暂时不宜执掌军政事务的官吏，宋代有一大发明，就是挂名管理道教宫观，仍旧领取高额俸禄。称作“祠禄官”，停职留薪，不问政事，“优游山水，吟咏自乐。”据说是王安石变法时，“欲去异议者。彼皆先朝旧臣，素有名望。一旦去之无名，乃为祠禄处之”（《池北偶谈》）。宋代许多名臣如李纲、张浚都当过祠禄官。可见祠禄官既是一种退休的方式，同时又暗含“靠边站”的意思。宋代这种退休方式考虑得十分周全，名、利都照顾到了，唯独没考虑官冗费冗的恶果，终致亡国，为后世所不取。祠禄官是“空前”的创举，也是“绝后”的败棋。

我国古代官场还有所谓“丁忧”制度。“丁忧”，就是辞官回乡为死去的父母或祖父母奔丧守制。《尚书》中记载殷王要在墓旁草庐中为死去的父亲忧伤守孝三年，沉默少语。"丁忧”的“丁”是正当或正在的意思。丁忧期为三年。起源于商周，定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懦术之后。儒家重孝，主张长期守孝；墨家注重节俭，认为三年太久，费时费力。所以直到董仲舒提出儒教“大一统”思想，并被汉武帝采纳后才固定下来。三年其实也只是个概数，实际上只有两年多，第三年就可复职上班。

古代官吏“丁忧”有许多繁琐的礼仪规定。据叶梦珠《阅世编》记载：“守制乡绅谒当事，见宾客，必麻冠丧服，轿伞俱用白布。”在汉代，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去世，官吏都要辞官回乡，穿孝服，不婚娶，不问政事，不能参加各种喜庆活动和歌舞活动。即《礼记》中所说的“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这一制度在后世得到沿袭。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病死一节，当时正值贾宝玉成亲，全家人都去祝贺，唯独寡妇李纨未去。可见当时丁忧已成习俗，在民间广泛流行。

但丁忧的对象自汉以后从父母和祖父母发展到叔伯、兄弟、姐妹、从兄弟、伯母……乃至妻儿，而且一去三年，“旷官废事”，官员们忙于丁忧守孝，根本无暇政事。所以隋唐以后各朝纷纷采取灵活措施，比如“夺情”。“夺情”是指官吏本应丁忧回乡的，但因公务需要x确实不能离开，可以由朝廷命令其留任。但在守孝期间只能穿素服办公，尽量少会客，不得参加吉庆典礼。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没能尽人情孝道的，故称“夺情”。清末大臣曾国藩、林则徐等人因军务需要，都被“夺情”，未能回乡守孝。另外，丁忧在家的官员，如果守孝期没满时，朝廷就因公务需要命令其离家赴任的，也属于“夺情”，不过又有一个专门的名称“起复”。历代的丞相由于身负重任大多在丁忧时都被召回朝廷。像北宋的丞相富弼，在皇帝下诏起复六七次的情况下，都坚请守孝不出，在古代是极为少见的。

赐告·休沐·封印·开印

我国古代长期实行官吏休假制度。前面提到的“丁忧”就是为父母或祖父母奔丧守孝的休假制度，属于事假类。另外还有病假。汉代病假称作“赐告”。因为汉朝法律规定，官吏请病假不得超过三个月，超过三个月就要免官；但是，当时皇帝在官吏满三个月前让他再继续休病假，这样，就可以不被免官，这叫“赐告”。《汉书》中记载琅琊郡太守冯野王生了病，满了三月后由皇帝批准“赐告”，他这才带着妻小回乡养病。皇帝不“赐告”，满了三月就要免官。不过到了后代，“赐告”实际上名存实亡了。像辛亥革命时袁世凯正在老家“养病”，每天悠游山水，钓鱼为乐。皇帝三番五次诏令他出山，他还讨价还价。“赐告”只能约束那些小官，手握重权的大臣们随时都可以打个招呼就自去休病假。

日常的固定例假称作“休沐”。《汉律》中说：“吏五日得一休沐。”另外，王先谦在注解《汉书》时也说：“汉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所谓“休沐”，就是休息洗澡的意思。可见在汉代官员五天休息一次已成为制度。汉代除了这种周日休息制外，还有一年一度的节假日休息制度，每年夏至、冬至日为固定节日休假。当时有个主管水火盗贼的官员张扶不肯休息，仍旧照常坐衙办公。他的上司教导他说：“日至，吏以令休，所由来久。你虽有公职事，家里人亦盼望你团聚欢乐。所以你应该随大家一起，回家和妻子儿女在一块儿，摆上酒席宴请乡亲父老，纵情欢笑。”可见，“休沐”实际上并不一定只是洗澡，而是为了让官员在公务操劳之余休息，与家人团聚，相会亲朋好友娱乐而设定的休假。在唐代，规定官员每月上、中、下旬每十天休假一日，利用这个时间搞个人卫生，整理家务。官员们则利用节假日趁闲探亲访友。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就有当时“十旬休假，胜友如云”的热闹场面的描写。

明清时期有了类似于今天过春节的休假规定，称作“封印”和“开印”。明朝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提到：“除夕官府封印，至新正三日始开。”所谓“封印”，就是把印信、关防等加封条锁起来，停止办公。“开印”就是启开封条，恢复办公。清代的封印休假时间很长，假日多达一个月。每年腊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封印，到第二年的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才开印，三天中具体哪一天封印或开印由钦天监选出吉日，奏明皇帝后颁示各官署遵行。

每年封印和开印官府都要举行非常隆重盛大的典礼。届时衙门四处都张灯结彩，粉饰一新。官员们身穿朝服，喜气洋洋地互相拜贺，“望阙行九拜礼”。孙宝瑄在口记中记录了光绪年间某衙门的开印盛况：“是日正午开印，内外皆张幕结彩，朱绿辉映，焕然改观。”典礼之后还要举行团拜会，吃喝庆贺一番。清代上海知县叶廷眷在每年的封印和开印日都要大办鱼翅席，会宴众官，其^还要燃放大量鞭炮，以求吉利。京师的衙门甚至在开印之后仍然玩兴不止，还要举行各种团拜演戏活动来娱乐。其筵席之豪华，费用惊人，可窥见平日里这些官吏贪污所获之一斑。往往是一席之费够养活一村百姓一年，甚至还要多。的日子。一封印，就表示一年的公事完毕了，天大的事也得等来年开印后再办。清人蓝鼎元《鹿州公案》写到有件人命案需要开棺验尸，但当时恰值腊月十八，只好等到明年开印后再验。一个月后尸体腐烂根本无法检查，只得草草了事。封印后的一个月，官吏们不问政事，可以自由自在地休息、玩乐、探亲访友。但一到开印之日，各衙门就必须恢复办公。《官场现形记》中写道：“官场上一到（正月）二十又要开印，各官有事，便不能任情玩耍了。”于是大小官吏都趁此良机恣意玩乐，通宵达旦地吃酒看戏，携妓狎游。而且清代“自交正月，例不禁赌”，使得那些嗜赌成性的官员们放心大胆地大赌而特赌。《官场现形记》里写一个官员“天天在公馆里请朋友吃喝。吃完之后，前两天还只是‘摇摊’，后嫌‘摇摊’气闷，就改为‘牌九’，已经痛痛快快地赌过几夜。”另一位官员也熬了两夜，次日清早上衙门拜贺上司，揣着筹码就去磕头。不料旁边的人不留神踩住他的官服。他“起来的匆忙，也是一个不当心，被衣服一顿，身子一歪。究竟两夜未睡，人是虚的，一个斤斗，就跌了下去”，筹码撒了一地，出尽了洋相。这些官吏一年到头勾心斗角，活得担惊受怕，战战兢兢的，到了封印休假可以全部解脱，尽情放松，玩得忘乎所以了。

封印开印之间恰值年关，所以休假期间豪门大族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习俗，那就是除夕日祭祖宗。《红楼梦》中专门有一章描述这一隆重的仪式。贾府从封印就开始筹备：“开了宗祠，着人打扫，收拾供器，请神主，又打扫上房，以备悬供遗真影像。”到腊月二十九，“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对联、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除夕日，合家老小身穿朝服，挨次排站好，然后是上供酒食，跪拜祝告，感谢列祖列从封印到开印，为期一个月，这是清代官员们最逍遥自在宗的保佑，希望来年再加官进禄，老小平安。仪式相当庄重肃穆，礼节非常繁琐。清代封印休假期长达一月之久，也正是注重这些礼仪，多给时间筹备。

但是，封印休假在某些地方衙署就远不如京城严格，封印期间仍有办公活动。如四川的一些衙门在封印后仍旧照常启用印信，只是在印外加盖一个“预用空白”或“遵印空白”的戳记，以示区别。《官场现形记》中河南按察使贾筱芝的一顿牢骚很说明问题：“我一年到头，只有封了印空两天，你们还不叫我闲……你们晓得我这几天里头，又要过年，又要拜客，哪有一天空。我做官也算得做得勤了，今天还是大年初五，不等开印，我就出来问案，还说我耽误百姓。”可见当时不少外省官员并没有严格遵行封印制度，完全凭个人意愿开门办公。因而外省自有一套与京城不同的习俗，每年只象征性休息两天表示一下，名义上仍遵照中央定出封印和开印日，实际上印信在休假期间照用不误。

封印和开印本是朝廷让大小官员们在工作一年之余休闲，眵探亲访友，与民同乐；但有些官吏玩得太“过火”，纵情淫乐，大肆挥霍，为所欲为。尤其是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对比下，更受到老百姓的唾弃。

谥号·封号·别号

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其善恶，称为谥或谥号。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图慕虚名的士大夫是很计较、重视谥号的。因为绝大部分谥号都是褒义的，这正应了中国的一个俗语：盖棺论定，人死都死了，还是多说好话。这自然可以流芳千古，庇护儿孙了。所以说谥号有很大的虚伪性。

谥号有固定的一些字，这些字被赋予特定的含义，用来指称死者的美德、恶德等。谥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表扬的，例如：

经纬天地曰文  布义行刚曰景

威强睿德日武  柔质慈民日惠

圣闻周达日昭  圣善闻周曰宣

行义悦民日元  安民立政日成

布纲治纪日平  照临四方日明

辟土服远曰恒  聪明睿知曰献

温柔好乐日康  布德执义曰穆

批评的，例如

乱而不损日灵  好内远礼日炀

杀戮无辜曰厉

同情的，例如

恭仁短折日哀    在国遭忧日愍

慈仁短折曰怀

如此等等。

比如三国时蜀丞相诸葛亮，封武乡侯，谥忠武。他的文集   称《诸葛忠武侯集》。南朝梁武帝的太子萧统，谥昭明。他主持编辑的一部文学作品选集称《昭明文选》，他的文集称《昭明太子集》。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谥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南宋民族英雄岳飞谥武穆，后人称他武穆王。除了谥号外，官僚士大夫还盛行私谥，因为这种谥不出于朝廷，而是由亲朋门人评议所定的。如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展禽，死后由他的门徒谥为惠，因居柳下地方，即称柳下惠，这是一个被官场传为佳话的“坐怀不乱”的讲名节、讲廉耻的正人君子。东汉著名士大夫陈寔死后，赴吊者三万余人，谥为文范先生。晋代大文豪陶渊明死后，著名文士颜延年为他作诔（一种纪念性文体），谥为靖节微士，世称靖节先生，他的诗注称《陶靖节诗注》。

封号是帝王封给臣属爵位或土地时所加的称号。士大夫阶层更是终身追求的。如战国时代卫国人公孙鞅，在秦国执政，因功封商，於十五邑，称为商君，也称商鞅。他的著作称《商君书》。汉高祖刘邦之子刘安，封淮南王。他主持编写的一部书称《淮南子》。唐代的张说，封燕国公。他的文集称《张燕公集》。宋代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王安石，封荆国公。他的年谱称《王荆公年谱》

这样，私谥、封号无疑又成了这些士大夫的又一名号。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号”就成了一种固定的别名，因而又称别号。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家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故号青莲居士。宋代大文豪苏轼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时，筑室于东坡，因自号东坡居士。又如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都是后人熟知的别号。有的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等）甚至超过了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既不像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也不像谥号、封号要受朝廷的追封，因而可以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愤世嫉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南宋画家郑思肖在宋亡后自号“所南”（表示心向南方，和文天祥诗“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是同样的意思），又号“木穴国人”（木穴合写就是“宋”，表示不忘故国）。明代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这四个字竖行连写似“哭之”或“笑之”的字样，寓“哭笑不得”之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为自己取的各种动听别号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罢了。

除了自取的别号外，还有他人所取的别号，这就相当于今日的“绰号”了。春秋时人百里奚沦落楚国为奴，被秦穆公用五张羖（指黑公羊）皮赎回秦国，人称“五羧大夫”。唐代奸相李义府同人说话时，满脸笑容，可是他的内心却非常阴险，被人称为“笑中刀”。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被时人称之“三旨相公”。这两个绰号形象又入木三分地漫画出封建官僚的可憎嘴脸。

在中国古代官场上，还盛行用地名、官爵名等来代替个人姓名的现象：

例如用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来代替的，如东汉孔融，曾任北海相，被人称为孔北海。唐代文学家韩愈，河南河阳人，自谓郡望昌黎，被人称为韩昌黎。柳宗无家居山西河东，世称柳河东，又贬官柳州刺史，又人称柳柳州。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的官场里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清末有人做了一副对联：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相当于宰相）的李鸿章，他是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相当于司农）的翁同龢（he）。他是常熟人。就利用了“地望”，辛辣地讽刺了封建官僚的贪婪。

又如以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来代替名字的。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曾任伏波将军，被人称为马伏波。蔡邕曾任中郎将，被人称为蔡中郎。唐代杜甫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后人就称他为杜工部、杜拾遗。以封号为名的，前有叙述，就不赘述了。

这些起着姓名作用的地点名称、官职名称等，大都是他人、后人使用的，自己并不使用。因而这与自己起的别号是有区别的。

以上所说的谥号、私谥、封弓、别号、绰号等，都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也是官场礼俗的一个重要内容。

封赠·诰命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陆游的这阕词道破了封建士大夫追求功名的心态，即以得到封赠，博得“封妻荫子”为终极目的。

封赠是指皇帝给予亲族、功臣及其妻室、父母的荣典。每逢开国之际，皇帝就要大封群臣、亲族，就是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刘邦建立汉朝后，不仅封了自己的亲旗子弟为王，还分封了许多异姓诸侯王，如封韩信为齐王，封彭越为梁王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登上帝位，为奖赏功臣，专门修建了“凌烟阁”，将开国功臣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徵等人的画像绘在上面，令后来欲立功名者仰慕不已。

当一个朝代进入承平时期，想得到封赠就极不容易了。只有走科举和军功两种途径，先得官而后得封赠。李白有诗云：“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科举满足了中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上大夫阶层的愿望，所以在隋唐以来就成读书人博取功名的一条重要途径。科举主要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考中者再经过吏部的选拔，便町以得官，以后有机会不断地擢升，成为高官便可得封妻荫子。但从来考进士难于考明经，有“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的说法。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二十九岁中进士后，得意洋洋地赋诗道：“十七人中最少年”。而明经考试由于太容易则被人看不起。与白居易齐名的元稹就是明经及第，他去拜访李贺时，虽然当时任宰相，李贺还是看不起他，说道：“明经及第，也配来看我。”科举考试，造成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社会观念。于是这条路便挤满了读书人。大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势头，有些人一生都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一些科举失败的人便走向另一条路—一从军。奖励军功，历史非常久远，那些开国功臣，多是由于军功而受到皇帝的封赠。而在承平时期，从军则多到边塞，所以是非常壮烈而且危险的。东汉时班超投笔从戎，后来出使西域，最终得以封为定远侯。由于从军更易得封赠，所以很多人都不畏危险、从军到边塞去。

李白说：“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高适也说：“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道。”甚至连最文弱的书生李贺都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三位诗人中，只有高适走通了军功之路。他先是“孤剑通万里”地投身于哥舒翰的幕府之中，后来逐渐地腾达，最后得到节度使的高官。但凭军功得封，还是要讲机遇的。汉代飞将军李广，身经数百战，手下兵士都有封侯的，但他一直没有封侯，连皇帝都为他叹息：“使李将军遇到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

科举要十年寒窗苦读，军功无疑是刀口舔血，所以这两者被视为正途，但进展速度极慢。官场的钩心斗角，常常使有才之人不得举，有功之人难受禄。于是产生了一条“终南捷径”，即用速成的手段达到封赠的目标。

古代官场中为得封赠而玩的花招千奇百怪，其手段之高明，令人拍案叫绝，瞠日结舌又不寒而慄。司马相如知汉武帝好仙术，为得到高官，通过同乡武帝狗监杨得意，献上自己所作的《子虚赋》，汉武帝读后飘飘然有仙人气，于是大喜，司马相如和杨得意都得到了好处。明世宗时，想任命严嵩为大学士（相

当于宰相），但恐其年轻不能胜任。于是，让他和原大学士一起知政进行考察。严嵩知道明世宗喜欢扶乩（占卜）之术，在深夜，他点灯夜读扶乩所写的“青词”（即乩仙诗）。而原大学士由于年老体衰早早地睡了。明世宗派人暗中查访，见严嵩夜读“青词”，非常高兴地任命他为大学士执掌朝中大权。如此巧妙地迎合皇帝口味，这个马屁算拍到家了。唐玄宗的要臣房琯也是此中高手。本来是一布衣，“与杜甫布衣交”（《旧唐书》），但二人走了不同的道路：房瑁靠引荐张果（即八仙中的张果老）给玄宗，迎合了皇帝而得到高官。杜甫则老老实实地没有走通科举之路，j己献赋去讨好唐玄宗也没有成功，只得到参军一类的八九品小官。

要得高官，不但要迎合，而且要善于迎合，见机行事方能飞黄腾达。春秋战国时的纵横家说客们都是见风使舵的高手。商鞅说秦孝公时，先说之以王道，预言行王道几百年就可以成帝业，孝公不悦，认为太过久远。于是，商鞅转而说之以霸道，以武力征服天下，孝公于是大喜，封他为左庶长，“定变法之令”。这种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君主得高官的法门，成为后世官场中士大夫们学习的榜样。《三国演义》中的星象占卜家谯周，在劝刘备称帝的时候，他夜观天象说“近有祥风庆云之瑞”。刘备登基后，他得以封高官。后来邓艾兵临城下，谯周又夜观天象，预言汉家寿数已尽，劝降了后主刘阿斗，他自己也被封侯。

在古代官场，得到封赠还有许多其他途径。如《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万石，“无文学，恭谨无与比”。过官门时，他一定下车步行，看见其他官员的仪仗，他必定下马侧立。由于一生多谨慎。他从来没有过失，与四个儿子的俸禄都是二千石，汉景帝于是封他为”万石君”。万石由于谨慎得封，稍后的霍光则因胆大而封。霍光本来就是皇亲国戚，为了进一步把持大权，他送自己的女儿入官。当汉宣帝不欲接纳之时，他竟发动群臣劝谏，终于成功地使他的女儿封了后。从此，他不仅把持了朝中大权，而且他自己的亲族都得到了册封。唐代大诗人李白渴望能“济苍生，安社稷”，但又不屑于走科举道路，他遍游天下，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以引起朝廷的瞩目，让自己能够直接被皇帝征召去做高官。总之，为了得到封赠和高官，无论是布衣之士，还是官场中人，都绞尽脑汁，故而封赠的意义变得十分畸形。

“诰”，原意是告，用于以上告下。帝王授官、封赠的命令就叫做诰。但在古代，“诰命”则一般用来指随丈夫官品而受封的贵妇以及帝王的亲眷，即所谓的“命妇”。命妇的命运大多掌握在丈夫手中，丈夫升官，命妇跟着受封，丈夫革职，命妇也失去封号。所谓的“妇随夫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辅助丈夫追求功名是妻子义不容辞的职责。虽然也有由于寂寞而“悔教夫婿觅封侯”的时候，但由于虚荣心作祟，妇女们还是不断地督促夫婿成就功名。唐人白行简的《李娃传》体现了这种思想。李娃作为一个妓女，两次搭救荥阳公子，并勉励他去考科举，最后终于成就功名，李娃也得到“国夫人”的封赠。而杂剧《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则更为感人。富家女刘月娥与书生吕蒙正相爱，刘月娥不顾父亲反对与吕蒙正结成夫妇，父亲将她赶出家门，她含辛茹苦地住在破窑里，并资助吕蒙正进京赶考，直到吕蒙正考中状元，她也“夫荣妻贵”地被封为诰命夫人。命妇也有靠儿子得高官而封赠的，如《红楼梦》中的李纨，由于儿子贾兰最后得以中举为官，所以她也得赐风冠霞帔。封以诰命夫人，也有因姊妹显贵而封诰命的，如杨贵妃得宠，唐明皂便封她的三个姊妹为秦国夫人、虢国夫人、韩国夫人。杜甫《丽人行》诗中写道：“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命妇的封号随丈夫或儿子的官位大小而定。唐代从上到下分为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等，但只限于五品官以上。到明清，七品官以上的妻子，都可得到封号。一、二品之上和镇国公、辅国公及大将军的妻子称为“夫人”，三品官和奉国将军妻子称为“淑人”，四品官和奉恩将军妻子称“恭人”，五品“宜人”，六品“安人”，七品“孺人”。《红楼梦》中的贾母，由于其夫贾代善是世袭荣国公，所以封为“一品诰命夫人”，贾政是五品工部员外郎，所以王夫人只是“五品诰命宜人”。命妇们都极其珍惜自己的封号，把诰命裱成锦轴，称为“诰命轴子”，每逢有喜庆，就供列出来，以示荣耀。

皇帝授予妃嫔、女儿、姐妹的封号也叫诰命。为争夺诰封，皇宫内院常常斗得热火朝灭。唐代武则天人唐高宗之官，初为才人，后来为了争夺皇后宝座，阴谋害死了皇后所生的幼子，又嫁祸于皇后。皇后终于被她斗垮了，武则天如愿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诰封不仅非常荣耀，而且还有实惠，凡是命妇，每年都可得到一定数量的脂粉钱。杨贵妃的姊妹们除了唐明皇随时赏赐金银珠宝外，每年每人得到的脂粉钱高达几千万钱。

封赠和诰命都是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物，是皇帝表彰和拉拢贵族的一种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封赠和诰命也都成为历史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