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分君臣·东西别尊卑

中国向来讲究礼仪，高低、贵贱、尊卑泾渭分明，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注重，比如座次虽看似简单，但也是分别尊卑的重要方式。

《仪礼》《札记》中都有关于座次尊卑的规定。例如《仪礼-士昏礼》中的夫妻对坐礼，夫坐东面西，妻坐西面东，这种座次就表示出夫尊妻卑。

官场中，更是注重礼制，不能乱其制，座位自然不能乱坐，因为它代表尊卑，有着特殊的含义。

古书中，时常可见到“南面称帝，北面称臣”的记载。南面，即坐北朝南，面向南方；北面则反之。这是古代官场的定制。君向南方，臣向北方，古已有之。历史上的尧与舜，被传说为两位圣明的君主。《庄子·天道篇》说：“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向，舜之为臣也。”叉《孟子·万章上》说：“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由此，可以看得出：当尧当君王时，他是坐北朝南的，舜则坐南向北。当尧禅位舜后，尧则要率领诸侯们居南向北朝见舜了。

古人这种君王坐北面南，臣子坐南面北的尊卑观念是以伏羲氏的八卦为基础推演出来的。帝王，又称天子，处于乾位，对着南方。按阴阳五行原理，则南方属火，火为阳；北方属水，水为阴。天子坐北朝南，就可“镇阴压邪”，“向明而治”，达到“政治通明”。君王坐北面南，臣子朝见天子，就必须向北而拜了。由此，“南面”发展成为君主或“称帝”、“执政”的代称，“北面”则为“称臣”、“臣服”之换言。“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就被历代帝王视为不可动摇的信条。

南面为尊，北面为卑，这是帝王与臣子在朝廷上的座次札制，而官场中普通官员之间的座次尊卑又有所不同，这在堂室制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古代官员起居办公的房屋一般都为堂室结构，坐北朝南，前堂后室。堂和室同建在一块堂基上，堂基根据主人地位的尊卑，高低不同，从而台阶多少也有所差异。堂和室上面同为一个房顶所覆盖，堂大于室，堂室之间，隔着一堵墙，墙外为堂，墙内为室，隔墙上靠西边有窗，靠东边有门，堂和室就以此相通，因此古人有“升堂人室”之说。堂东、北、西三面有墙，东墙叫东序，西墙叫西序，南边无墙，临着庭院。堂的中间，一般有两根大立柱。堂是议事、行礼、办公的地方，不住人，而平时的饮食起居都在室中，因此室内的座次尊卑显得十分重要。

在室内，最尊的座位是背靠西墙向东而坐，其次是背靠北墙向南而坐，再次是背靠南墙向北而坐，最卑的是背靠东墙向西而坐。清代学者凌廷堪在其礼学名著《礼经释例》中明确提出了“室中以东向为尊”的说法。《史记·项羽本纪》写到鸿门宴的座次：“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项羽骄横轻傲，不把刘邦放在眼里，有意要屈辱刘邦，自然朝东而坐，最尊；范增朝南而坐，仅次于项氏叔侄；刘邦朝北而坐，屈居范增之下；张良背东面西，地位最卑下。

在皇帝官员的祭祀活动中，也就遵循“室中以东向为尊”的例制。

东汉学者郑玄在《褅袷志》中描述了天子庙堂：天子祭祖活动是在太祖庙的太室中进行的。神主的位次是太祖，东向，最尊；第二代神主位于太祖东北，即左前方，南向；第三代神主位于太祖东南，即右前方，北向；与第二代神主相对；第四代位于第二代之东，南向；第五代与第四代相对，位于第三代之东，北向；以此类推下去。主人则在东边面向西跪拜。太祖居中，太祖左边的叫昭，右边的为穆，这就是所谓的昭穆之制。

“以东向为尊”之例，史书中比比皆是。《汉书·韩信传》中记载，井陉口之战，韩信擒获了广武君，韩信因佩服他的智勇，竟亲“解其缚，东向坐，西面对而师之”。《史记·周勃世家》上说，周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自居东向的座位，很不客气地跟儒生们谈话。《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上说，田蚧“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向，自坐东向”。田蚡认为自已是丞相，不可因为哥哥在场而申私敬，屈辱了丞相之尊。《汉书·王陵传》记载，项羽将王陵的母亲接到军中，王陵的使者来时，项羽让王陵的母亲东向而坐，打算用对王母的这种礼遇来招降王陵。

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里说：“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其实这不甚准确，在室内固然如此，这里的室是指除堂外的地方，如露亭、军帐中。在堂上和在室内座次尊卑是有所区别的，不是以东向为尊，而如凌廷堪所言“堂上以南向为尊”。《仪礼》一书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在《乡饮酒礼》中其堂上席位的安排就可看出“堂上以南向为尊”：主人在东墙前面向西而坐，主宾坐在北墙的窗户和门之间，向南而坐，次要的客人坐在西边，面向东。堂上东向位是客位。可是这位置在客位中也不算最尊，最尊的是户牖[yǒu]之间南向而设的宾席。历代的衙门都是朝南当街而开，官老爷总是高高地坐在大堂北墙下的宝座上，面向南方，审犯问案，以显其尊严。

在堂室中，准确的座次尊卑是：“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堂室座次尊卑制中有个特点，那就是离最尊者越近，也相应的越尊；越远，也就越卑。《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贾母等中秋夜在凸碧山庄赏月，“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边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边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从这座次的安排，一看便知他们地位的尊卑。

官场中，官员们除在堂室中以方向表示座次尊卑外，在日常生活中还常以左右表示座次尊卑。

宫廷上百官朝见皇帝，全都向北叩礼，官职高的尊贵，应居上位，官职低的卑贱，自然应处下位。至于左与右孰尊孰卑，几千年来各朝却不尽相同，时而左为上，时而右为上。周代时就尚左。《左传》、《国语》中经常提到。古车乘三人，帅居左，御者居中，力士居右。帅自然要比力士尊多了。《左传·成公二年》记载：蔡景公，许灵王同坐车，由于景公为侯，灵公为男，按爵位排序蔡侯应居许男之上，故蔡景公坐于左方。以札贤下士著称的战国四公子之一信陵君也是“虚左而迎侯生”。到了秦汉时，官场中又尚右了，以右为尊，右丞相的官职就比左丞相高。史书记载，吕后执政时，陈平由左丞相升为右丞相。后来周勃诛灭吕后族党，功高，陈平主动让贤，让位给周勃，退居左丞相。唐宋以后，除元以外，都恢复周礼，尚左，“凡官阶之序，日左右，不称右左。”明朝还规定：凡是一品官见公、侯、驸马，一品官居右行礼，公、侯、驸马居左答礼；二品见一品也同样，三品以下照仿。清代，一般以满人担任左职，汉人出身的任右职，满人大学士为一品官，汉人大学士则为二品官。吏部左、右侍郎，满人为左，居二品，汉人为右，居三品。因此并排而坐时，左职坐在左边，以示尊贵，右职只好屈居其右。

顿首·稽首·空首

“跪拜礼”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使用年代最长、最频繁的一种基本礼节。中国古代社会早期，人们尚不知桌椅为何物，那时帝王、老百姓皆席地而坐，这就是所谓的“两膝着地，以尻著踵而安者为坐。”这种坐姿对于行跪拜礼，是很方便的。所谓“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因跪而益至其恭，以头著地为拜”。以跪拜作为一种礼节，自然而然地得以巩固。这种情景在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甚深的当今的日本还能看到。日本人在“榻榻米”上两膝着地，以尻着踵而稍安为坐。当他们要表示敬意而欠动身体时，就伸腰及股而势危，以头着地，很自然就构成了一个跪拜动作。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地主阶级的等级制度日益森严，各种礼仪礼节也日益繁冗化、规范化、经典化。仅跪拜礼一节，就被分为“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膜拜”等种类。不同社会等级，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以及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所规定使用的跪拜礼都是不同的。对于跻身官场的人来说，更要熟习这些礼节。清谚云：“做此官，行此礼。”下跪、叩头、请安、站班、端茶送客等，是官吏常行的礼节。否则无法做官，更别想升官。清代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有个典吏卜士仁，曾说到叩头等礼节的重要及熟习这些礼节的过程：“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却都是历练出来的。任你在家学得怎么纯熟，初出去的时候，总有点蹑手蹑脚的；等历练得多了，自然纯熟了。”

 “稽首”是最隆重的跪拜礼。贾公彦注疏《周礼》说：“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礼。”《尚书·舜典传》也说：“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礼。”可见，“稽首”是臣子对君王表示毕恭毕敬的隆重大礼。要求施礼者跪拜于地，要停留（就是“稽”的意思）一段较长的时间，所以才称“稽首”。如《左传》所记“殽（xiao）之战”，秦国将领“盂明稽首日：‘君之惠，不以累臣（被俘的臣子）衅鼓（以血涂战鼓来誓师），使（臣）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永远不忘恩德的意思），这是为晋国所俘的秦将向晋国国君谢罪，故用稽首之礼。

这种礼节后来发展成“一跪三叩”、“三跪九叩”的国礼。前者是下僚对王侯施行的大礼，并“山呼”“吾王千岁，千千岁”，如在宫中见皇帝，则要三跪九叩，山呼舞蹈，“皇帝万岁，万万岁”。到了清代，大臣向皇帝奏事都必须跪着，不叫起则不敢起。光绪时的军机大臣钱应镈（bo）就因上了年纪，有一次跪奏后竞病倒多日。为了应付跪礼之苦，大臣们也想出了一些办法。其一是：“无论奏对何事，必以三语为率，并须简浅明白，不须上再问。”其二是用厚棉絮做成护膝裹住膝盖。其三是平时练习下跪，以锻炼耐久力。清书载，军机大臣钱应镈（bo）和王文韶皆备有棉絮护膝，每临奏事便裹在膝上。王文韶以70高龄，每天在家里都要练习下跪。光绪末年，慈禧要做寿，李鸿章为见“老佛爷”的跪礼做准备，便事先每日在总督署中练习三次跪拜礼。

下跪，叩头，也是下僚对上司表示极为恭敬的礼节。行跪拜礼时，人们俯首低视，双手下垂及地。至于“膜拜”，则是“举两手，伏地而拜”，比之现代的举手投降姿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有的下僚为巴结上司，表明心迹，便在下跪叩头时极尽卑躬屈节，逢迎献媚之能事。有个县令，在知道自己的一

个同乡升任巡抚后，便前去巴结，禀见时，他竟从仪门膝行至堂上，然后叩头如捣蒜，直到额上隆起大包。

“顿首”，是地位相等的人们通常用的礼节。南朝梁代丘迟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与陈伯之书》，文章开头道“迟顿首陈将军足下”，结尾又是“丘迟顿首”，引来一些现代人的议论，认为身为临川王的谘议参军兼领记室（相当于秘书）的丘迟，在劝叛将陈伯之投降的劝降书中，一再口称叩头，未免过于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顿首与大礼“稽首”就不同了，施礼者拜跪于地，引头至地，只作短暂的接触，就立即举起，由于头触地面的时间很短暂（也即“顿”的意思），在古代官场的跪拜礼中是较轻的，属于地位相等或平辈间相交的一般礼节。丘迟信中这样用，表示普通的礼貌，是恰当的，保持了不卑不亢的态度。

“空首”，所谓“空”就是头并没有真正叩到地面上。行礼的方法是拜跪在地上后，先以两手拱至地，然后引头至手，这是先秦时国君回答臣下的拜礼。发展到后来，至尊无上的皇上怎么会屈尊给臣下“空首”呢？

跪拜礼发展到清代，又出现了被称为“打千”的旗礼。所谓“打千”，要求左腿抢前一步，屈右腿半跪，右手半握拳下伸。这种礼节原为满族八旗兵所用，因而称为旗礼。后来发展成奴才向主子请安，衙役向官吏回事或下属向卜司禀安常用的跪拜礼。如《官场现形记》就形象地描写了彭知府怎样给上司黄观察打千请安的：“彭知府是久仰（黄观察）大名的，究竟他是本省的上司，不敢怠慢，立刻放下袖子，走上一步，请了一个安，口称‘卑府今天早上到大人公馆里禀安。

中国古代官场的跪拜礼节是很繁冗的，除了上文所谈那几种主要形式外，为官的坐主位，下属叩头，身不动，只嘴上说“罢了”等等，为“受礼”；侧身起立还一揖，为“受半礼”；同僚对请安，对作揖，对叩头，为“还札”；躲开为“拒礼”、“辞礼”，表示谦让，坚决不敢受礼。

趋礼·禀安·站班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繁冗的礼节在世界文化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作为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是用来明尊卑，别贵贱，序长幼，分宾主的。在官场上，这些繁冗的礼节才真的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跪拜礼外，下面再介绍几种官场礼俗。

有一些特定的场合，奴才、衙役、下官要遵照法律的规定或传统习惯，用“趋”，即快步走的方式向主子、官吏、上司表示恭敬。

作为一种礼仪，“趋”在吉、凶、嘉、宾、军等“五礼”中，是屡见不鲜的。据《论语·乡党》记载：有一次，孔子应鲁国国君之召去接待外国的贵宾，他神色庄重，不但拱手弯腰，而且“趋进，翼如也”。意思是快步前行，姿态漂亮得像舒展翅膀的鸟儿。这是迎宾礼中的“趋”。另一次，孔子去朝见鲁君，他上殿跪拜后，又“趋进，翼如也”，退归班位。进一步说明了用“趋”的场合。作为军礼的“趋”，便带有武士风度，据《左传》载，晋、楚鄢陵之战时，晋国将领郁至遇见楚君，他立刻跳下战车，“免胄而趋风”，即摘下头盔，快步如飞地走向楚君致敬。而战国时的触龙去见盛怒之下的赵太后时，他的“趋”，却既不儒雅，也不英武，而是“徐趋”，活画出一副步履维艰、老态龙钟的模样。

《史记·叔孙通列传》还描写了百官的群“趋”情景。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在殿上大晏功臣，他的将领们乘醉喧闹，甚至拔剑砍柱，弄得刘邦下不了台。于是，那位老谋深算的老儒叔孙通便出来制定“朝仪”了，使“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肃敬”，把汉高祖喜得心花怒放，不禁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在这个庄严隆重的朝仪中也有“趋”。当皇帝出后宫登宝座之前，赞礼者高喊一声“趋”，郎中们便执兵器夹陛而立，大臣们便在殿门内循序而进，按文东武西排列好，恭候皇帝到来。在这里，“趋”不仅是动作，而且是口令。

随着封建皇权的加强，“趋”的内涵更加大了，还要求加上低头弯腰，用小步快走呢。 “趋”作为官场的礼仪，士大夫们都必须遵循，如果“入朝不趋”，那就是皇帝给臣子的特殊优待了。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就受到过皇帝这种礼遇。此后，汉末的曹操，曹魏末的司马师，东晋末的刘裕，北周末的杨坚，唐末的朱温等人，也都享有“入朝不趋”的特权。不过已失去礼敬功臣的初衷，而变成权臣夺位的前奏了。自宋以后，君权愈尊，臣位愈卑，“入朝不趋”的特例更属罕见。到了清朝，仍然保持“趋”这种礼仪，属下要见上司，臣下朝见君王，都要放下马蹄袖，急行数步，再跪下参拜。

请安又叫禀安，这也是官场常见的礼节，除了“跪安”“打千”外，还有一种叫“请圣安”。凡遇钦差大臣过省，该省的凡够得上请圣安的文武官员都集于署衙，望阙行礼，恭请圣安。这时，官僚们一齐跪定，巡抚、将军居首，口报：“某官臣某人，率领某某人，恭请圣安。”然后叩头下去。钦差照例回答过。

官吏们还常常给皇帝写请安折。折中不呈公事，独问“安好”而已。其实这些请圣安的官僚们的个人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站班”也是官场一个重要礼节。清朝有下属定期谒拜上司的规定，到时，下属赶早赴上司官衙，专候长官升堂，下属便侍立西侧，称为行“站班礼”。官场也常常有庆贺、祭祀、迎送等礼仪活动，下属就必须先到上司所到之处做准备，等候上司来后行站班礼。官员们常为站班礼而奔忙，十分辛苦。有

一副对联专咏站班：“寒城跑路，满面尘风；古庙站班，一身明月。”这写的是上司要到庙宇祭祀，官员得起早赴庙站班，披一身明月，染满面尘灰。清朝有个官员将形容翰林生活的诗句“一年事业惟公会，半世功名只早朝”改为“终朝事业惟跑路，毕竟功名只站班”，道出了这种礼俗的辛苦和无谓。

端茶送客是一种起于宋代，盛行于清代的官场中通行的一种送客礼节。上司接见属吏时，如觉得没有必要再谈下去，或嫌其久坐，又不好下逐客令，便端起茶碗略啜一口，表示自己所言已毕，客人该走了。此时侍役见长官茶碗一端，就高呼“送客”，下属就应立即告辞。如果长官不举杯，属吏即使已白事毕，也不敢告辞，清代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就形象地描绘了这种官场礼节：胡镜孙求见藩台，“见面之后，藩台心上本不高兴，胡镜孙又嚅嚅嗫嗫的说了些不相干话。藩台气极了，便说‘老兄有甚么公事快些说。兄弟事情忙，没有工夫陪着你闲谈。’胡镜孙碰了这个钉子，面孔一红，咳嗽了一声，然后硬着胆子说出话来。才说了‘卑职前头办的那个戒烟善会’一句话，藩台已把茶端在手中，说了声‘我知道了’，端茶送客，胡镜孙不好再说下去，只得退了出来。”这实则端茶逐客，由此可见这种礼俗的一斑

馈赠·名帖·凑份子

送礼是一门学问。不仅名目繁多，且有一定的规矩和诀窍。在古代官场中不懂送礼之道是不可想象的。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礼物有轻重。估量厚薄，权衡轻重，这中间大有讲究。俗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送礼是两方面的事，有送的，有收的。不但要权衡送出去的，而且要估计人家送来的，自己又该如何回礼，这中间大有学问。送礼在古代官场中极为盛行，一般来说，主要有朋友间的馈赠、红白喜事的贺仪、过年过节的礼物和钻营结纳的送礼等，各类礼品的赠送视不同情况又有差别。

纯属友谊情感的馈赠最为常见。古代官员们常常互赠小礼品，或一首诗，或一本书，或自己心爱的佩玉……这些小心意、小馈赠，本谈不上什么礼物。但俗谚：“千里送鹅毛，礼轻情谊重。”哪怕是屑小玩物，不值一提的，只要能表衷曲，也就可以了。这种馈赠在朋友间广泛流行。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送钱未免就太俗气了。因而相知好友只要聊表心意，那份深情厚谊，尽在不言中。

红白喜事的送礼较为复杂，也较为慎重，中间有非常繁琐的规定。在古代，娶亲、嫁女、祝寿是喜事，叫做“红喜事”。死人是丧事，也当喜事办．叫“白喜事”。遇到这些“喜事”，亲戚朋友、同僚下属都要送礼。但不同的人送的礼不同。亲戚有远近，朋友有亲疏，甚至品级的大小也有影响。下属的礼是不能超过上司的，否则上司给比了下去岂不很丢面子？送礼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娶亲嫁女的贺客多送些画屏、玉器之类的东西，祝寿时寿面寿桃是必需的，而且都要成双成对，以示吉祥。占代官场中举也是喜事，“同年”或老乡绅都要送礼。《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乡绅们纷纷前来贺喜，有送银子的，有送房子的。当然，这些送礼，“札”的成分多，而“情”的成分少。

古代官场过年过节要送礼，而且非常复杂。亲友之间要送．上下级之间要送，甚至宫廷中也要向王公贵戚家送，不过不叫“送”，叫“赏”。《红楼梦》中袭人告诉宝玉“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还有端午节的礼也赏了。”官员间年节的馈送有一定的“尺寸”。《官场现形记》写州县衙门馈送上司的规矩：  “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可见当时送礼不但是习俗，而且形成了规矩。有的上司甚至还利用过年过节送礼来打下属的“秋风”，送一点不值钱的玩意儿，换来丰厚的回礼，送礼为

名，图利是实。这就把送礼庸俗化了。

钻营的送礼更为庸俗，不是为“情”，也不是为“礼”，完全是为了“权”和“钱”。实际上是送礼为名，去结交、奉承权贵，拉拢关系，达到钻营的目的，得到更大的好处。这种送礼，有时可鄙，有时可笑，有时可怜。明代的宗臣在《报刘一丈书》中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送礼钻营者的丑态：站在马棚里，臭气熏天也得忍住；大官傲慢地接见他，“则惊走匍匐阶下”，拜了又拜，献上金银礼物；大官假装不收，他又再三请求，大官叫手下人收下后，“则又再拜，故迟不起”。起来后又作了五六个揖才出来。真是寡廉鲜耻至极。《官场现形记》中有个官员为了送礼，已是倾家荡产，最后还把妻子仅剩的一条裙子拿去当了，换钱买礼物，害得妻子没法出门，让人可笑又可悯。

同送礼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名帖”。《红楼梦》写贾敬过生日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贴送寿礼来”。说明当时送礼要持名帖。名帖相当于现在的名片，但不大用白色的，一般是红色居多。如果在守孝期间，就用“蓝色白字”，平时“红纸黑字”。清人杨懋建《京尘杂录》中记载：“京城拜客，用三寸红纸，拓木刻姓名。”就是用木刻印章盖在红纸上。让仆人拿名帖去请，就如同自己亲身去请一样。对方收下帖子，就是接受了邀请。退回帖子，也表示接受邀请，只是当不起你亲自去请。

古代许多官员所谓拜客自己都并不亲到，而让仆人代为投帖，这就是“帖到人不到”。清人翟灏《通俗编》说：“京中士大夫贺正……例不亲往，以空车任载一代身，遣仆用梅笺裁为小帖……各门遍投之，谓之‘片子’。”当时有人做了一首小令道：“是日也，片子飞，空车四出。”而且仆人也只投帖，见不到对方，只是在门房登记个名字就走了。所以清人孙宝殖在日记中写道：“新年造门投一刺，不见其人……余检视门簿中，其来拜者多不相识，且所居极远。”可见当时应酬拜客相当多，根本应付不了，又怕忽略冷落了某位，得罪不起，于是帖子就盛行起来。

名帖在古代官场还有一妙用。明代严嵩是个大奸臣，权势遮天。追捧他的官员只要得到他的名帖，到各衙门办事无不顺利，简直像令牌似的。因为送名帖如本人亲临，各官畏惧权势，无不照办。后来的达官显贵纷纷效仿这一省时省力的方法，动不动就拿帖子办事。清代官场中流行送荷包的风俗。荷包是一种用缎子缝制的小口袋，有软有硬，软的不用衬，硬的里面有衬垫。袋口有丝绳，可以抽紧、拉松，表面绣花。在荷包口两边，有两根小飘带，底部有繸（sui）子。形状有圆形、椭圆形、鸡心形……做工极为考究精美，刺绣工艺水平很高。荷包最早是行军时“储食物”的，也就是军用干粮袋。早在满人进关之前，就在八旗军队中流行起来了。清代皇室一直十分重视这个传统，不但旗人重视，而且流风所及，直到汉人官吏乃至民间，无一不珍视荷包。

清代宫廷年终时要赏给王公大臣荷包。不少皇族王爷得了皇帝赏赐的荷包，常常再分送一些给至亲好友，以共沾“圣恩”，也足以夸耀自己的“圣眷宠遇”。这种风尚在当时王公大臣中极为普遍，是一种礼仪。于是上行下效，一般官员也纷纷模仿宫廷，互赠荷包，聊表心意。

荷包只是个不值钱的小玩意，但用途极广。清代官员无论大小，都要带荷包，但装的东西不一样。最常见的是放金银锞子及钱币。送荷包时是不能送空的，里面总要放一个“锞子”。所谓“锞子”，就是把金银浇铸成各种花式样子，如梅花、海棠、如意等形状，再刻上“状元及第”或“岁时吉祥”小字，

图个吉利。还有放香料的荷包，又叫“香袋儿”。里面装着散香、香饼儿之类，要用时取出放在香炉或手炉内点燃，一来闻味，二来借一点热气烘手。送香袋一般是至亲好友，关系非常近的，为的是情谊。另外还有装槟榔、装叶子烟的，不过不能用来送人，是自身佩带享用的。

因为荷包不值钱，送的收的讲究的只是一份心意，纯属感情的交流。但有些达官贵族却想方设法地从荷包里捞钱，使荷包也沾上了些铜臭气。《红楼梦》中“北府王爷送了对联、荷包来”，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贾府有钱，但官和权都不大。在那些王爷眼里，自然是一块肥肉。过年时送来荷包、对联，是清代宫廷仪式。王府身份，似乎十分隆重，但所值有限。送礼人带王爷口谕，“借”一千两银子过年，贾珍只得乖乖地拿出来。这种借送荷包之礼“打秋风”者，比债主更可怕。

古代官场上还有“凑份子”的习俗。类似于送礼，但又与送礼不同。普通官吏，平日家用开支，已感卜分拮据。遇有喜庆事，就更感到办不起。于是一家办事，大家凑钱，不送礼物，而送钱。这样各人出“一份”，帮一家办喜庆大事，就叫“凑份子”。

后来官场中遇到喜庆、吊丧、团拜、公宴、旧僚聚会等事，都要每人出一点钱凑成一笔款子送上去，以表心意。清代礼部衙门曾规定：“同僚及旧僚，遇有庆吊，礼不可废，情不容己者，同司酌量轻重，敛分举行。”当时有首诗这样写道：“同官同乡请份子，两吊四吊分彼此。为奠为祝为告帮，五百饭资先去矣。都门流落君莫哀，急济会人阄资财。从古长安居不易，再到长安好运来，重请份子原应该。”为庆吊和助人而凑份子，或多或少，反映出情谊的厚薄。清朝咸丰年间内阁学士袁希祖暴死。打开他的箱子，仅有八两银子，不够棺材钱。众官莫不悲戚，大家凑份子为其殓葬。

凑份子是官吏们为共相娱乐、互道拜贺或者做好事，大家心甘情愿出钱。每人出一份积少成多。毕竟同事一场，助人为乐，且所费不多，承受得起。但有些有权有势的官员，借办喜事为名，娶亲、祝寿、生子、过年都要下属凑份子送礼。奉承他的人，各处拉人凑钱。有些人碍于情面，不好不送。有些人畏惧权势，不敢不送。明代后期的周宾著写的《识小编》记载官吏借办宴席之名收取“份子”，“每会可数百金，除费计赢若干，以为主人之得”。办喜事的人，趁机大赚一笔，实际成了变相的敲诈勒索，完全失去了凑份子助人的本意。